开云网站 真人平台开云网站 真人平台推进中医药发展，要遵循自身发展规律，要守正创新，不要用西医评价体系来“认同”“评价”中医。
方邦江，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后导师、国家中医药领军人才，“岐黄学者”“上海市领军人才”“楚天学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援鄂国家中医医疗队队长、急诊医学科主任，武汉雷神山医院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专家组副组长。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及传染病防控救治工作30余年，擅长中医药减少/替代抗生素治疗及临床危重救治。
7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三周年，各地纷纷开展中医药法宣传活动。
而今年中医药法宣传的一大背景是，由于中医药在新冠疫情防治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医药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国中医药系统抽调近5000人驰援湖北，组建五批773人的国家中医医疗队进驻武汉。中央也多次明确要求坚持中西医结合进行疫情救治工作，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也不断增加、丰富、完善中医药的使用，诸多中药被批准应用于临床使用。在此次抗疫中，中医药深度介入，发挥了积极作用。
后疫情时代，中医药该如何发展？法律在中医药发展中将发挥什么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法治周末记者采访了亲身参与此次抗疫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援鄂国家中医医疗队队长、急诊医学科主任方邦江教授。
法治周末：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你也奔赴武汉一线参与救治患者。从你自身的经历来看，中医药是如何治疗患者的？相比西医，中医有哪些优势和特色？
方邦江：2月，我作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国家中医医疗队队长率队进驻武汉雷神山医院，担任感染三科五病区主任和医院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专家组副组长。
武汉雷神山医院是武汉疫情期间国家决定临时建造集中收治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为主的重要定点医院，与武汉火神山医院一起被誉为武汉疫情的压舱石和晴雨表。这一次，中医整建制和西医同道一起接管传染病区救治，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
任务艰巨，救治中我们始终坚持了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方法，对轻症、普通型患者采用纯中医治疗，重症、危重症中西医结合为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相比西医治疗，中医的优势在于：一是可以显著阻止轻症、普通型患者向重症发展；其二可以显著提高危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率；三是可以有效替代或减少抗生素使用；第四是可以通过针灸和中药结合方法减少和替代呼吸机使用和依赖。
我们病区有一位70多岁的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曾在武汉两家三级西医医院重症监护病房达一个多月，长期应用抗病毒、抗生素、激素等治疗，患者双肺炎症、渗出仍不吸收，并出现严重的肺间质病变、肺纤维化，患者呼吸困难、剧烈头痛。入院后，我当即停掉所有西药，采用中药和针灸治疗，患者逐步好转，治疗半月出院。4月底随访，患者肺部CT报告炎症完全吸收，无任何后遗症。
截至关仓，我们病区一共收治114人，出院107人，中医治疗率100%，纯中医治疗有70多人出院，全院抗生素使用最少，人均药费最少（7000余元），住院时间最短（5天）。实现患者“零死亡”，救治业绩处武汉雷神山医院所有病区的榜首。
法治周末：中西医结合是国家乃至很多医疗队诊疗手册的特色，你参与了哪些手册的编纂？
方邦江：1月，为了有效指导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顾问、国医大师晁恩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黄璐琦院士为代表的中医药专家等，通过论证研究，形成中医治疗方案，并纳入第三、四、五、六版国家诊疗方案，指导全国中医药救治工作，全国各省市也因地制宜制定了各省市中医治疗方案。
在武汉抗疫期间，我作为上海唯一的代表，参加了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第七版重症诊疗方案的的修订工作。
其实，早在1月，我组织了包括湖北疫区在内的全国中医抗疫一线的专家，编写了全国第一部中医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西医结合防控手册》。目前，该书被中宣部评为唯一一本中医新冠肺炎防控重点主题图书。
基于此，武汉雷神山医院采纳了我首次创新提出的“表里双解”“截断扭转”“急性虚症-早期全程补虚”诊疗思想体系，构建了轻症、普通型、危重症、恢复期4个症型及其相应治疗方药，最短治疗时间仅5天。
北京市防治新冠肺炎专家组姜良铎教授高度认同我的治疗思想，6月，北京新发地市场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北京市新冠方案中医诊疗方案（第五版）也体现了早期全程补虚的学术思想。
法治周末：此次疫情，对中医药未来的发展有哪些启示？目前，我国中医药发展还面临哪些问题？
方邦江：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历史悠久，早就形成了完整救治体系。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传染病记载，如甲骨文《〈卜辞〉》的“疫年”等。
从今年疫情救治成果来看，中医急救学科在抗疫中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证明了中医不是“慢郎中”。
建国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中医药得到跨越式发展。但中医医院建设仍然滞后，编制床位和人才培养严重不够，中医特色没能彰显。不注重医院治病救人能力建设，只专注治未病和慢性病的错误倾向，使得中医药治疗危急重症特色和能力几乎丧失怠尽，中医和中医药院严重西化。
我认为，推进中医药发展，要遵循自生发展规律，要守正创新，要走自我创新之路，不要按照西医评价体系来“认同”“评价”中医。以临床疗效为根本，建立适合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评价管理体系，凸显中医药治疗疑难危急重症的优势，真正体现中西医并重，构建中国特色的中西医并重传染病防控体系。
同时，要加大对中医药法配套制建设和政策扶持，尤其是中医药防治传染病要及早立法，确保做到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
方邦江：中医药“走出去”是一个必然趋势。中医药是世界传统医学中理论体现最完善、疗效最显著的，中医学融汇了中华民族防病治病经验，是中华民族瑰宝和伟大宝库。
但是，由于受西方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以及西方对中医的认识接受度，中医药“走出去”效果不彰。目前，海外“中医热”仅限于中医针灸等物理疗法、中药制剂，海外对包括中医治疗理论体系的认同还远远不够。
中医中医药真正意义上走出国门，还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还需要国家层面，尤其是海内外中医人的发奋图强，让疗效事实征服全世界。
2020年，中医药“一带一路”全方位合作新格局将基本形成，将与沿线个海外中医药中心。
如今，该规划在扩大建设方面，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建成的捷克、马耳他、毛里求斯等国的中医药中心更应以点带面，发挥辐射效应，影响周边地区。
目前，在加强海外中医留学生培养的同时，应培养筛选一批中医理论扎实、临床经验丰富、外语运用熟练、熟悉国外政策的中医药人才，建立海外中医药基地，循序渐进地提升海外中医药中心服务水平和辐射能力。
同时，组织相关高校、医院、学术组织通过与各国、国际组织的深度合作，以国际合作经验丰富的中医药骨干人才为抓手，充分利用当地的华人、归国留学生等中医药人才资源，加快海外中心中医人才本土化步伐，最终使中医药在国外真正落地生根，惠及全人类。
法治周末：今年是中医药法实施三周年。而近段时期以来，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结合实际，提出一系列实施意见。比如，北京市相关部门起草了《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您如何评价这一系列措施？
方邦江：201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作为我国第一部中医药领域的基础性、纲领性、综合性法律，中医药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补充与完善，是中医药行业依法治理的根本遵循，实现了“国宝”有“国法”保障。
最近，全国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相继出台一系列实施意见和办法，尤其是北京市相关部门起草了《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进一步落实中医药法律保护具体举措，这无疑是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保障中医药健康创新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例如，此前，我们对中医药被不法之徒迷信化、神化现象，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和管理举措。而在《草案》中，明确提出了不得对中医药做虚假、夸大宣传等负面清单，目的是为了规范和促进中医药发展，更好地服务和促进人民健康。
总体而言，中医药立法对中医药发展起到纲领性作用，有利于制定中医药政策法规，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医药健康创新发展的标准、规范，对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执业规范，中药资源保护、生产、经营，以及中医药教育和中医药国际化等各个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是我国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并走向国际、惠及世界的重要保证。